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。91。7％的残障者和85％的老人也由家照料，而照顾者呢，80％是女。

在这织错杂的背景中，我认识了上海的男。看见他们心甘情愿地、熟稔地持家务，我第一次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克思主义。台湾妇女、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的权利，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。陆寿钧说：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”；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。

——民法虽然写明“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”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，男工作五十小时。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二十一小时，比男多十九小时。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。（台湾妇女境白书：1995）

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什么样的图画？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、意气风发的“女作者、女记者、女导演、女学者”在整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。那沉默的大多数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：如果只有一个孩能上大学，那个机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。女儿时，她帮助母亲劳家务；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；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；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。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，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。也就是说，女人了一辈的保姆、母亲、媳妇、看护之后，她要守九年的寡，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。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，我听见暗夜的叹息。

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，台湾妇女与欧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程度的不同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。

——虽然有“两就业平等法”的讨论，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、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有两百六十一万，是全非劳动女的73。2％。

在这个关，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相遇，却现了一个“同鸭讲”的有趣局面。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，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义却正好相反。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“落后”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们早就有的。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、扛起男人的负重、培养男儿的志气。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是在“假小”的风气中启蒙成长的。大陆的妇女先现在要争取的，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与权利。她们想从男化了的、中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来，重新认女人的气质，肯定女本的尊严。

过度简化地来表达，就是说，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走社会，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。前者试图从女的窠臼走向泯灭别差异的中，后者试图从中的窠臼走向别差异分明的女。因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，方向也截然不同。“同鸭讲”一团混。

然后呢？男人煮饭拖地之后，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？男女平等的乌托已经缔造，如沈善增所

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“落后”；“女人”的角是他们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，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、女人的尊严、女人的特质，使女人长期于“第二”的劣势。妇运怎么能往回走？

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发展，而且从大都市逐渐草阶层，有它的历史成因。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量争取而得到的。这发展形态和欧国家的妇女相近：她们要争取的是走家、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