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坐后面！”他甩着鞭走到车旁边，恶狠狠地说“辕重了！”我知前面装的并不重，他是有意要把我赶到后梢去坐。大车上，车轴以前属于“席”车厢，坐在车轴后面那分，一不小心就会颠下来，比“席”还。但我装完了这一车，我对我的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。我上沁了一层薄薄的汗，全的孔都张开了，我潜在的力量无阻挡地释放了来，而且到潜力之下还有潜力。这发现叫我到无比地欣，无比地喜悦——我是一个真正的年轻人！

海喜喜就是一个技术的车把式，是这个队的阶层劳动者。…他把车赶到堆跟前，圈好芨芨草编的笆，下车，走到墙底下一蹲，装着修理自己的鞭梢，却不动手装。他摆这阵势，就是要我一个人装车卸车。

我向他表示宽容和鄙规地一笑，下车，坐到后梢上去。

第六趟回来，冬天的太快落山了。山没有云，没有晚霞，的山峦披着一片沉郁的黛青。一群群昏鸦麻雀，从已经没有一颗谷粒，只剩下几垛草的场院那边，从号那边呼呼地飞过乡间的土路，落到像荆棘一样枯的小树林中雀噪不停。空气有了，下的尘土向上翻腾一阵，很快就倦倦地沉落下去。阵阵凄凉的寒意迎面扑来。我裹破棉袄，坐在车栏上。前面，是海喜喜有伛偻的背脊。那脊背上一览无余地呈现他闷闷不乐、甚至是苦恼的心情。兀地，不知怎么，我也和他一样，到闷闷不乐，到苦恼，到无趣，到抑郁…胜利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像掉一个冰凉的井里。田野上阒无人迹，淡紫的暮霭向我们合围过来。一条孤寂的忧郁的土路上，只有我们两个人…

况下怎样应付。这时，脑的灵活和手脚的麻利比积累的经验更为重要。而一旦赶上了车，在没有机械化的农场，车把式就算是一个阶层的劳动者了。

到田里，他仍不卸车，手着鞭杆，我卸一堆，他往前赶一截。一大车卸成四堆。他赶的速度比别人快，第一趟回来，我们就甩开车队，独来独往了。

现在，在堆前装的只有我们这一辆大车了。到第三趟，所有在堆旁边翻的男女农工，包括谢队长，都看了我们两人的蹊跷。海喜喜把车停到位置上，大明大白地，毫不掩饰敌意地在车旁一蹲。他不烟，手不停地缠着他的鞭梢，好像不是准备打，而是准备在我不力时我一顿。农工们吃吃地笑着，轻声地指着，评论着。我无异在表演。而这时，我越越有劲，倒不完全是为了向他应战，而是我快地觉到了我青的活力。我已经解开了我棉袄的扣，在十二月的的光下，敞开了我像手风琴键似的膛。在一叉一叉中间短暂的间歇里，我偶尔也摸摸这两排琴键。它是漉漉的，的，然而又是有弹的。它竟会使我联想到苏联红军歌舞团访华演时演奏过的《刀舞》。这两排琴键正奏着一曲带有哥萨克风格的凯歌。

所有的劳动全是因为饥饿才变得沉重的。现在，我越装越熟练，越不慌不忙。我开始用劳动生理学的方法，来寻找拿叉装时腰、臂、在每一个动作中的最佳角度和着力。我把从叉齿叉堆到撂笆这一过程分解成几段，很快，我就确定了每一段里腰、臂、相合的最佳角度和最佳着力。一经确定下来，动作就程式化了，不但不费力气，并且姿势优。

厩多半是草末，并不重，一叉下去能挑起一大团，用四齿铁叉挑百十下就是一车。

啊，我要记住，我要记住，你宝石般的指纹！

装完第四趟，我明白无误地知我住了，我胜利了！我几乎还和装第二趟时那么有力。旁边看的女农工有的在嘲笑海喜喜，说他是“哈熊”——这个词是无法翻译的；谢队长态度莫测，不时地“熊！熊！”不知是骂海喜喜，还是在骂我。海喜喜不好意思再蹲在车旁边了，他不是上厕所，就是站得远远的。而此刻，我内心却遵循着一普遍的心理规律，越过了我既定的目标，向新的目标发展了去。这个目标其实和原来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：我住了，我胜利地应付了这场挑战，即刻就想到要由我来向他挑战。现在想的不是不被他压倒，而是要压倒他！我们拉了第五趟回来，别的车只拉了三趟，那个“死狗派儿”车把式只拉了两趟，谢队长抬看看太，喊了一声：“收工了！”但我却喊：“不行！我还没过瘾哩，我们再拉一趟！”

我取下四齿铁叉，像他一样：“啐！啐！”响亮地朝手掌啐了两唾沫“刷、刷、刷”地抡起叉杆。车装满后，我把叉朝车上的堆一，上车，坐在车辕上，掏那宝贵的“双鱼牌”晃着，起烟来。